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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
他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1938年至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兰、美国等6所院校的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杨振宁于1956年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另外，杨振宁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和讲学，同时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华大学授予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6月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儿，她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结婚，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杨光诺、次子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与潮汕女子翁帆在汕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附其传记如下：
杨家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曾祖父杨家驹(字越千)曾任安徽省太湖县的都司。1877年任满回原籍，途经合肥，为朋友挽留定居于此。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他祖父杨邦盛(字慕唐)的长子。杨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
杨振宁出生在合肥县(今合肥市)县城西大街四古巷。1933—1937年在北京崇德中学上学，1937年秋进入合肥省立第六中学。1938年初他们一家到了昆明，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学习。1938—1942年就学于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阵容十分强大。教杨振宁大一国文的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和王力等。杨振宁跟赵忠尧学习大一物理，跟吴有训学习大二电磁学，跟周培源学习大二大学。他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吴大猷先生给了他一篇罗森塔耳(J.E．Rorenthal)和墨菲(GM Murphy)于1936年写的关于群论和分子光谱的总结性文章。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是代数专家狄克逊，杨武之让杨振宁从狄克逊写的《现代代数理论》中学习群表示理论。杨振宁发现书中仅用二十几页就将群表示理论讲得清清楚楚，极合他的口味。实际上，当他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的时候，就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一些群论的基本原理，曾被放在父亲书架上的斯派塞的(有限群论)(Die Theorie der Gruppen van endlicher Ordnung, 1923)中的美丽图形强烈地吸引住。他的家庭使他很早就受群论的熏陶。他写学士论文的经历，又使他对群论与对称性在物理中的应用有了深刻的印象。
杨振宁于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2年。他的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在杨振宁进人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前，曾听了王竹溪一系列关于相变的演讲，使他了解到相变是很重要的问题。在王竹溪指导下，他完成题为“超晶格统计理论中准化学方法的推广”的统计力学文章，这篇文章与一些其他工作合起来成为他的硕士论文。在研究院这2年间，他也从马仕俊那里学习到很多场论知识。
吴大猷和王竹溪引导杨振宁走的两个方向是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杨振宁始终强调这是他一生中主要的研究方向。
1944年夏，杨振宁考取了留美公费生，按照考试委员会所选定的专业，他报考了高电压专业。按照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从1944年秋到1945年夏，在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了一年高中数学。他一面教书一面学习和研究场论，彻底地学习了泡利所写的关于场论的总结文章。
杨振宁在昆明的7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基本上决定了他今后研究的主体方向。爱因斯坦、狄拉克、费米当时已经是他最崇敬的三位物理学家。 1945年11月下旬他到达美国，原希望师从费米，但费米已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去处不明，使他甚为失望。几经周折，最后才在张文裕教授那里打听到费米即将去芝加哥大学的消息。
1946年初，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注册成为研究生。开学不久．他向费米提出，希望在他的指导下写一篇实验论文。但费米的实验室当时在阿贡，杨振宁是外国人，不能进入阿贡实验室。
后来，费米介绍杨振宁到艾里逊(S.K.Allison)的实验室去工作。当时这个实验室正在造一台4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杨振宁和另外五六个同学花了大约20个月的时间，帮助艾里逊造成了加速器。可是，他用此加速器所做的实验却不成功。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建议，放弃实验，而把他当时已差不多写好了的一篇理论文章作为博士论文。
泰勒对群论在物理中的应用有很直观的见解。杨振宁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杨振宁的题为“核反应与关联测量中的角分布”的博士论文就是结合了物理见解与群论方法的一项工作。
在芝加哥期间，杨振宁一方面从事粒子物理的研究，一方面继续发展他对统计力学的兴趣。他花了很大力气读昂萨格在1944年所写的关于二维Ising模型的文章，为了理解顺磁化的机制，他还研究了布洛赫关于自旋波的文章及贝特1931年和赫尔谈1938年的文章。这一段努力，虽然没有立刻得出成果，却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费米和泰勒，特别是费米的研究风格的特点，杨振宁认为是从物理现象出发，不是自原理出发。杨振宁称这种方法为归纳法，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他在中国学到了推演法，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了归纳法，先后得到了中西教育精神的好处。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活跃的学术气氛中，接触到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些研究方向。那时正值粒子物理开始新的蓬勃发展。他与同辈的工作者和这门学科一同成长。在为他60岁生日的一篇演讲《读书教学四十年》中；他说：“(我们)很幸运。”
1949年春，杨振宁申请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去做博士后研究，因泡利和朝永振一郎要到那里，那里还有一批在重整化领域中很活跃的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当这个所的所长奥本海默接受了杨振宁的申请之后，费米劝告他在那里不要超过一年，因为那里的物理太抽象了。实际上，费米、艾里逊和泰勒已得到芝加哥大学的同意，在1950年再将杨振宁聘请回来。
1950年春，奥本海默给杨振宁在高等学术研究所继续工作5年的机会，当时杨振宁有几种选择，但最重要的是要决定是否回芝加哥大学，他完全记得费米的告诫：不要在这个研究所待太久。可是他的女朋友杜致礼那时正在纽约读书，离普林斯顿只有一小时的火车路程。所以，他最后决定留在普林斯顿。杜致札是杜聿明将军的女儿，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8月26日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杨光诺生于1951年，次子杨光宇生于1958年，女儿杨又礼生于1961年。
1952年12月中旬，杨振宁收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Cosmotron加速器的部主任柯林斯(G.B.Collins)的信，邀请他访问布鲁克海文一年。Cosmotron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3吉电子伏)质子加速器，可以产生 介子和奇异粒子，许多实验组都在那里工作，做出许多有趣的结果，为此杨振宁决定接受这一邀请，于1953—1954年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工作了一年。1954年回到普林斯顿，1955年晋升为教授。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自1949到1966年前后17年，他自己说这是他一生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1965年春，奥本海默告诉杨振宁．他准备从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休，他想向董事会推荐杨振宁做他的继任人。杨振宁告诉奥本海默，自己不想成为这个所的所长。奥本海默让杨振宁想一想再决定，经过考虑，杨振宁在一封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说：“我不能肯定我会成为一个好所长，但我肯定不欣赏一个所长的生活。”尽管如此，命运给杨振宁作了一个新的安排。在1964—1965年间，纽约州政府在纽约州内的大学中设置了五个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的职位。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校长托尔(J.S.Toll)和物理系主任邦德(T.A.Pond)与杨振宁接触，希望他接受该校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的职位。托尔和邦德并希望在石溪分校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由杨振宁当所长。这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管理起来很容易，考虑以后，杨振宁接受了石溪的邀请，于1966年到职。
1991年，本文作者写信给托尔，托尔在1991年2月22日的回信中说:“杨振宁到石溪分校是该校发展中最大的一件事。”该校自杨振宁到校后，一跃而成为美国注重研究的大学之前茅。他对全校的研究空气，对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阵容，对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对学校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石溪分校的现任校长马伯格(J.H.Marburger)在1991年 4月1日给本文作者的回信中说:“杨教授来到石溪，是石溪在发展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学术机构过程中的突破，使石溪成为美国一个优秀的科学中心。”
1971年夏天杨振宁访间了新中国，是知名华人学者访问新中国之第一人；为中美文化交流，为中美人民之相互了解，起了极大作用，深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誉。
杨振宁于1983年回忆1971年的感受与感想时说:“(那时)我想我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浓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确实，杨振宁从1971年以来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于1977年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为促进中美建交(1979年)做了许多工作。1981年他在石溪分校设立了CEEC奖金，自美国和香港捐资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做访问学者，迄今已有80余人得到此项支持，其中绝大部分已回国到原单位服务。
1983年杨振宁在香港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自任基金会主席。8年以来基金会捐助中山大学1000多万港币，支持了中山大学近百项研究项目，并为中山大学建成一座研究大楼。
自1986年起，杨振宁接受陈省身教授邀请，在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内组织了理论物理研究室。数年来该室在国际数学物理学界已颇有声誉。
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1980年获得拉姆福德(Rumford)奖，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他有多项荣誉学位，也是中国许多大学的名誉教授。
杨振宁的特征、个性、为人
杨振宁的工作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眼光深远，善于做一二十年以后才为别人注意的题目。1954年关于规范场的工作，在20多年以后大家才认识到它的奠基性的价值。1967年的杨一巴克斯特方程，也几乎20年以后才被大家认识。并且这两项工作都会在今后几十年内继续发生重大影响。选择做这种工作的秘诀在哪里？本文作者曾以此求教于杨振宁。他说，第一，不要整天跟着时髦的题目转，要有自己的想法。第二，要小题目大题目都做。专做大题目的人不容易成功，而且有得精神病的危险。规范场虽然是大题目，可是1967年做的杨一巴克斯特方程却是小题目。那么小题目怎么变大了呢？这就是第三，要找与现象有直接简单关系的题目，或与物理基本结构有直接简单关系的题目。杨---巴克斯特方程之发现，起源于公式(3)的问题，那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量子多体问题。研究这种问题，容易得出有基本价值的成果，研究这种问题的方法，容易变成有基本价值的方法。
本文作者问杨振宁，在他的研究经历中有没有失败的地方？他说当然有，最重要的是他在60年代没有掌握对称性之自发破缺的重要性。“我那时不喜欢自发破缺，有一套原因，现在看起来是错的，在我的《选集》一书的第67页上有关于此点的讨论。”
杨振宁喜欢做开创性的工作，喜欢走进新领域。这种取舍是否有缺点？杨振宁说：“当然有，不过天性如此，不能勉强。”
1986年6月4日杨振宁在北京和许多研究生谈话，讲到他认为做物理研究之三要素是三个 p：Perception，Persistence，Power，即眼光、坚持与力量。(他解释，三者缺一不可，但以眼光与力量为较重要，有了此二者，坚持是自然的事。) 依据这个看法我们衡量杨振宁的工作，发现确实是三者俱备：他的眼光深远是惊人的，他的坚持能力可以从规范场的工作和1952年自发磁化强度的计算看出，他的力量则在许多工作中显示出来。1956年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充分显示出他分析物理问题的力量；1962年关于非对角长程序的文章，则同时显示了他研究物理、研究数学的力量。
杨振宁常常向他的学生们讲直觉的重要，而且强调直觉是可以经过训练而加深的。他说一个人，无论是大学生、研究生、教授，都应当培养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发现直觉与现象或原理或新知识冲突，那是最好的深化自己直觉的时候，这时如果能把冲突原因弄清楚，会有更上一层楼的效果。这是不容苟且的事情，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相信书上的或别人的话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古人说“文如其人”，用在杨振宁身上很恰当：认识杨振宁的人都知道他待人以诚．从不投机取巧、仗势欺人或哗众取宠。看他的文章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文章里没有花言巧语，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无的放矢，处处都是真枪实弹地打硬仗。他的文章有的写得很容易读，例如关于宇称不守恒的那一篇，可是在数学用得多的文章中他通常写得太浓缩，使读者望而生畏，例如非对角长程序一文则很不容易了解。显然他在写后一类文章时把数学推理放到第一位，而把读者的感受放到末位。
杨振宁喜欢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讲的“宁拙毋巧，宁朴毋华”，他说这也是他喜欢的做学问的态度。
杨振宁的科学论文虽然有时嫌过于浓缩，但从不给读者仓促成稿的印象。关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是前面提到过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那时先后有三篇文章发表：萨拉姆的、朗道的、杨振宁与李政道的，三者的主体结果是一样的，可是杨振宁、李政道的文章旁及其他问题，考虑周详，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讨论了细致平衡，从而指出当时的中微子截面实验结果是错误的。这是其他两篇文章没有考虑到的。杨振宁写论文是很谨慎的，这也许是他在1983年出版的他的《选集》的序中引用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原因吧。
杨振宁喜欢帮助别人，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时(19461948)，就已经是有名的学生一老师。在1985年，他的同班同学斯坦伯格(J.Steinberger)回忆那时的情形，这样描述：“在我们中间最令人印象深的学生一老师是杨振宁，他来自战时困境中的中国，虽然只有24岁，可是已经熟悉了全部的近代物理。”米尔斯在一篇关于他和杨振宁1954年怎样合作的文章写道：“(我)与杨振宁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杨振宁当时已在许多场合中表现出了他对刚开始物理学家生涯的年轻人的慷慨，他告诉我关于推广规范不变性的思想…。”
杨振宁的研究生数目不多。他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时没有研究生，他后来到了石溪，许多人以为他会收很多研究生，可是他没有。他说他不是“帝国的建造者”(Empire Builder)，而且他“没有很多好题目给研究生做”。迄今跟他做博士论文的不到 10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赵午(Alexander W.Chao)，杨振宁说他很得意的一件事是1974年赵午得到博士学位前后，他硬迫，或几乎硬迫赵午改行去研究加速器理论。杨振宁回忆说：“赵午能力很强，可是我说粒子理论一行里粥少僧多，每年每人能做出有意义的结果很少。相反地，加速器原理里面有很多问题，可是年轻人都不晓得这一行，不知道其中粥多僧少。”赵午改行后极为成功，很快即闻名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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