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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关系：挚友、同乡等。
1、1986年7月，邓稼先去世，杨振宁回到北京为邓稼先扫墓，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将一只蓝色盒子交给杨振宁，盒子里面整齐地放着他们的家乡安徽出产的文房四宝，表示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永世长存。
2、1936到1937年，杨振宁和邓稼先同在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同学一年。
3、杨振宁和邓稼先是昆明西南联大校友。
4、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是安徽人，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
5、杨振宁和邓稼先基本同一时间在美国读大学，但是不是同一所大学。
6、杨振宁和邓稼先是结交50年的挚友。
邓稼先和杨振宁在一起的事
在人类的历史上，无论是古代科技水平落后时，还是现代高科技水平之下，都涌现出许多为科学献身，造福于人类的学者，这些人也被人统称为科学家。不过科学家并不是谁都可以当，除了有过人的学识以外，还要有一定的贡献，像我国就有不少科学家，例如邓稼先、钱学森、杨振宁等人，那么由此产生一个很常见的问题，这三个人中，谁的贡献是最高的呢？谁的科学成就最大？
其实严格一点来说，虽然三人都被人称为科学家，但他们所属的领域却不同，并且他们各自在所属领域中，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例如邓稼先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时，是他造出了原子弹，使得世界诸国不敢对我国边境有何举动，原子弹也是当时的中国最大一张王牌，我们能从欧美苏联的层层信息封锁之下，造出原子弹，可以说是非常不易的，邓稼先无疑是最大功臣。
钱学森先生所学并不在于原子弹制造，而是航天、导弹行业，他与邓稼先一样，是那个时代航天导弹的先驱，为我国亦做出非常大的贡献，而杨振宁先生，是一位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家，在物理领域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你要问哪一位贡献最大，其实都差不多，因为他们出现时，都是中国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不过作为科学家的话，硬要分出一个高低，那么个人认为是杨振宁。
首先邓稼先与钱学森，在国内相信许多人都知道，小初高的课本上也有所描绘，他们两个人与杨振宁也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为国家工作，有了核武器做倚仗，中国才能在国际上有话语权，还有后续的火箭、导弹，更是我们维持和平的资本，而杨振宁，因为他学的是基础科学，对于物理领域有着极大贡献，可以说不是为了一国服务，而是推动了人类的进程，为人类所服务，那么高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不过个人认为的话，这三个人就贡献而言，还是无法比较的，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就成就而言，都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科学家。钱邓二人对中国的贡献很大，但对人类的贡献，却比不上杨振宁，所以个人觉得这种比较没有必要。杨振宁自从美国回来以后，便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势利眼，还有挖出他的一系列旧事，虽然旧事也是真的，先加入美国后回国也是真的，就科学成就来说，杨振宁还是没得黑，在科学的领域我们不论品行，只在乎贡献。
而且，杨振宁在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前夕回国访问，成为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回美国后为中美关系奔走相告，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且在1971年参加了保钓运动，从历史地理等角度，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
除此之外，杨振宁在回国后，以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的模式创立了清华高等学术研究中心，令清华大学物理系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并将自己的工资捐献出来引进人才，捐献给内地高等学府的资金超过600万美金。而且，他还劝回了2000年图灵奖的获得者姚期智，创建了清华交叉信息学院研究院。杨姚二人的回归，是一座风向标，不知道多少学子因为此二人回国研发，是千金买骨，更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开端。
仅凭这些，杨振宁对我国的贡献可能稍逊于邓钱二人，但是要比那些整天拿着人家的私事调侃的xx侠们，不知道要高上多少个维度。
以上就是个人关于三位伟人的一些看法，他们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选择放弃舒适的环境，拒绝他国给予的高额待遇，而回国过苦日子，陪伴中国由弱变强。可以说中国能有今日的辉煌，绝少不了这些先驱们的奋斗，都说现在是个和平年代，但中东地区还处于炮火连天，我们能安全幸福长大，是因为有人帮我们遮住了黑暗。
邓稼先和杨振宁交往纪事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把人们都引到**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王X摘自《蔚蓝的思维———科学人文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钱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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